齐市长径直进来，说：“吴秘书，我、我是来找你的。”语气里，似乎带有紧张和不安。
吴中有给他泡了杯茶，递了过去，说：“齐市长，有什么事，你坐下来说。
“我给你看份报纸。”说完，齐市长从袋子钩出一份报纸，递给吴中有。给我看报纸？吴中有不无诧异地接过报纸，摊开，说：“这上面有什么好看的，还不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弘扬好人好事？”
齐市长指了指第一版，说：“吴秘书，你看下这篇文章―《隐匿者》 。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有点怪，让吴中有就是一惊。他捧起报纸，开始细细读了起来。文章是一个叫苏珊珊写的，写的是她的父亲的故事。文章一开始，便是追忆，追忆作者的父亲苏海阳在建设国家的关键时期从海外归来，放弃一些大学的高位，接受当时江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聘请，去白沙市唯一的一所中学一中担任校长。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初，二十多年内，历经动荡时代变迁，痴心不改地献身于自己的教育理想，最终却死于文革之祸。
苏珊珊写道，那时她才十二岁，文革兴起的六七月份，校园里满是她父亲的大字报。但她的父亲很平静，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，没有离开。她在文中写道：她父亲说，他一生中见的也多了，他相信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是没有错的，市一中也是没有错的，将他数十年的学生列出来看一看就知道，他一生就是教书育人，其它政事一概不涉入。所以，那一段时间，她父亲依然如往常一样早出晚归去上班，该扫地就扫地该拔草就拔草，该写材料就写材料。
一直到八月份的一天，父亲回家却精神大变。目光呆滞，神色恍惚，无言无语也不喝水进食。家人细，才发现他的右眼青肿，灰白的面颊上有个红红的手掌印。我妈妈便问，他们打你了？
我父亲咧嘴一笑，笑得有些古怪又谏然。我母亲一再追问，我父亲就是不说，只是茫然地摇着头冒着眼泪。我母亲偷偷地对我和我姐姐说，你们父亲有点不对头，今夜一定要好好看护，并将家里剪刀菜刀之类的东西偷偷藏起来。当时，外面已经有人自杀了，但学校还没有老师自杀。我母亲的担心并非多余的，果然，没想到后半夜，我父亲还是自杀了。
他是用那只伴随了数十年的派克笔戳穿喉咙而死的。等到我母亲发现时，父亲的喉管上硬戳出了五六个窟窿，血水鼓着泡沫溢满了半张床。虽然，我父亲被送到了医院，可一切都完了，父亲痛苦地张着眼晴，一直折腾到天亮才落气。一位医生说，血管气管食管全戳穿了，要不是但求一死，是没有狠气戳这么多下的
我父亲开创了市一中自杀的先河，往后去，陆陆续续又自杀了五六个。有一对教员夫妇于我父亲自杀后第二天双双自隘，一个音乐教员于一周后跳楼坠亡，另外几个死于几年后的清队，还有几个自杀未递的，劳改教养的，遣送回乡的，帽子捏在群众手里，真是应了文革初期学校办公室楼门前的那一副对子：藏污纳垢地，乌龟王八穴。
父亲死时的惨状，我一直记得。多少年来，只要我闭上眼晴，我的脑中就浮现出我父亲惨死时的情景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的父亲是个忠于党忠于革命工作的勤奋者，我的父亲是个疼我爱我的慈父，是个爱同事爱学生的好老师好领导。为什么一夜之间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惨死！多少年来，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，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。
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我母亲在临死前，告诉了我父亲的真正死囚。那天下午，有三个学生去审问我父亲，说着说着，其中一个突然狠狠地扇了他一记耳光。接着，其他两个也上去拳脚相加。父亲那天晚上对我母亲说，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扇耳光，而且是被学生扇了耳光。说罢，我父亲竟如孩子般哭泣起来。哭了很久，夜色已深，便向母亲索要纸笔，说是要写一点东西。我母亲以为他依旧是写反省材料，便把纸笔给了他。他写了一会，便上床睡觉去了，将那支钢笔偷偷地带进了蚊帐。父亲临时前，留下了一张纸条，那纸条一直到母亲临死时才给她。纸条上写着：问问他们，为什么打我？为什么？
苏珊珊最后写道：许多年以来，我父亲和我们姐妹都想知道，那天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三个学生为什么要打我父亲？但从来没有谁对我们说起过这件事，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。＊结束后，父亲＊。我们一直希望有人出来说一说，希望有人能承认这件事是他们干的，来向我父亲道个歉，向我母亲道一声歉，回答一下我父亲至死追问的那个问题。可是，一直到今天，没有谁来。那三个人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我不禁想到，是不是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热你伤害过甚至残害过他人，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！成为一匹藏得无影无踪的隐匿者？
我不知道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隐匿者？以致我和别人交往时，常常会无缘无故地想到：他会不会就是一个曾经伤害过别人但却要装作若无其事的隐匿者呢？每当这时，我的心底就立刻充满了绝望与恐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