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雪良还跟杨才声说，1935年他为了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、五大和五届一中全会，整整在南京呆了两个月。张雪良说这是他在南京呆的最长的一次，也是他对南京最失望的一次。
他跟杨才声说：“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。我到南京后，大失所望，看得更多，体会更深，不满更强烈。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，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**。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：争权夺利。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。”
那一次就是汪精未被刺事件发生的时候，这是真的让张雪良大失所望的一次：“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，后来说他不来了，那大家就不等了，就开始照相了。相照完了，大家正要离开时，刚转身，枪响了。这一打枪，大家‘哗’的一下子都散了。”
因为杨柏嘉在旁边听，张雪良连比带划的说的很生动：“都吓跑了，连警察都跑了，什么警卫，那都跑了。就剩下我跟张溥泉（张继）两个人了，那真是丑态百出。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，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，掰也掰不开。我说算了吧，现在人都抓住了，你还掰枪栓干嘛？”
张雪良笑着说：“那事儿都完了，警察得清理现场，抓凶手啊，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。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，警察就问他：‘你在这干什么呢？’那人回答：‘在解手。’警察问：‘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？’那都吓得……警察又问：‘你是干什么的？’他回答：‘我是中央委员。’‘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怎么不带证件呢？’那人说：‘我证件扔马桶里了。’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！”
张雪良难过的对杨才声说：“当年我开始时，我现在可以说，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！中央说的话，我是完全服从，中央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！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！”
当东北军在“剿共”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，张雪良才发现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。张雪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，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，他的两个师被红军吃掉了。“我那两个师整个被**打完了，我很痛心。我要补充，没有。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，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，再报中央依‘剿共’阵亡抚恤，但中央分文未拨。那个时候，我有一个营长，‘剿共’时受了伤（残了），他说一句话，把我伤心透了。他说：‘政府给我一个条儿，让我回家去领。我家在东北，我上哪去领？只能流亡要饭去了。’”
张雪良流着泪说：“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。后来，我也公开说了，那个时候中央啊，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，完全是一种推诿。因为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，起了怨望……我们东北人，家都没了，上哪领抚恤？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，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……中央很不讲理。”
张雪良说委座让杂牌军“剿共”就是在“一斧两砍”，借刀杀人：“事情明摆着，谁都明白，这不是让我们去‘剿共’，等于是让红军消灭我们，借刀杀人。那为什么还打？没起来反抗，已经很客气了。”
张雪良说：“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：‘君之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’你怎么待人家，人家也怎么待你……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，只会失败。”张雪良的意思，委座这样子对待杂牌，大家肯定会有意见的嘛。杨才声当时听了这话，心里也觉得：委座想消灭军阀没有错，但方法确实有点欠妥。实际上这么多年并没能真的消灭杂牌，也说明这个办法没有效果。
张雪良说不仅他发现了，几乎所有杂牌军，包括**都发现了委座是在“借刀杀人”。“那时中央不是我说，不公平啊！对人家不公平，谁都看得明明白白。那时两广是陈济棠，青海是马步芳，宁夏是马鸿逵，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，华北是宋哲元、韩复榘，陕西是杨虎成。他们都不打呀！谁也不打，我打什么？谁都明白了，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。打，你不给我钱，你也不给我弹药；人打没了，你也不给我补充，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，这干什么呢？”
张雪良说：“谁也不是傻瓜。中央军可以招兵，我们不可以，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。你政府用这种手段，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，一箭射三鸟，他怎么能真打呢？傻瓜才去打。”
张雪良在给杨才声说这些的时候，几次都批评委座用人：“他不使唤人才，他使唤奴才。”张雪良认为：“我说什么叫奴才？什么叫人才？怎么分辨？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，他有良知，有胸怀。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，他就听什么，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。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，你就怎么的，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。真正做事情的人，他不一定要好处，他是要做事情啊！”
张雪良甚至说：“委座不光用奴才，他也听奴才的。我举个例子，那时我们开会，研究一个什么事，陈诚他不咋发言，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，那委座也不吱声，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。顾祝同跟我说：‘张先生，你信不信？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，明天就会推翻。’我当时还不信。他说：‘会后啊，他（陈诚）一定到委座那嘀咕去，你看，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。”会开完以后，我就去关内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