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有皇帝打量，周围有重臣高官扫视，心理脆弱的贡生眼中看着两道考题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
殿试时间为天黑后再分发给贡生三根粗壮的蜡烛。待蜡烛燃尽之后，考生必须立场。许多考生殿前失仪，就是在这时候被强行拖出去时哭天抢地导致。
两道策问试题，一题是有关新政，考验贡生对新政的熟悉程度，然后说出建议。第二道题是有关教化，从论语子曰“有教无类”和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破题论述。
余柏林扫一眼这两道题，心中立刻就有了腹稿。
拥有现代的知识积淀，对于写策问来说，的确是一件很占便宜的事。
田地赋税和教化是华夏传承几千年中，一直看重的两条线，其历史上总会有多次改革，这些改革在后世也会经常研究，以史为鉴。
虽然历史进程不同，但历史走向都是类似的。这个时代的政策和余柏林所学历史也多有类同。因此，这些政策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，施行过程中的阻挠、缺陷等等，余柏林都了然于心。而后世学者评论过去政策，也都会讨论“假如我在那个时代，该怎么做”，所以要提出建议，也十分容易。
比如土地政策推行原因，不就是土地兼并问题，农民无地生计堪忧，豪门大置田地还不用缴税。导致社会矛盾激烈税收减少。再加上税目繁重农民压力大，官吏可操作的地方也多。本来土地兼并就活不下去了，再这么剥削，各地就该此起彼伏的揭竿起义了。
重新丈量土地，统一税制，改粮为银，本就是大势所趋。
余柏林稍稍打好腹稿之后，以后世方法先在草稿纸上写上大纲，然后修改几分之后，提笔洋洋洒洒，一千字片刻即就。余柏林写了这么久的圣贤文章，今天终于直抒胸臆言之有物一回，心中热血澎湃，文思泉涌，似乎不经思考，笔墨自动便转化成了锦绣文章，如有天助。
到第二篇，就更容易了。
这两句话，在后世也讨论了无数回。
这句话，在最初断句时，为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好似孔子赞同愚民政策似的。
其实纵观孔子言论，其实不然。孔子生平，在当时便是“离经叛道”之人。周时，政府设国学和乡学两类。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，而乡学则多称为庠、序、校、塾等，教育局限在贵族之中，平民几乎难以入学。这时候的教育，是真正的贵族教育。平民连读书习字的机会都没有。
东周时期，各国实力割据，为培养人才，有才干的平民也可以入学。孔子对扩大教育持极力支持的态度，他认为，教化民众能增强国家实力。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来说，非常超前，他认为不能仅仅局限在有潜力有培养价值的人，而应推广至所有国民。
孔子不仅言语支持，更是身践力行，推广私学，他的三千弟子，来自各个国家，不但打破国家之分，甚至打破夷夏之分，学生更是来自不同的阶层，不同职业。
这在现在来看，都是很难想象的。
这样的一个明确表示要推行全民教育的人，怎么可能说出“不能让民众知道”的话？
完全是前后矛盾。
余柏林写完孔子生平之后，笔锋一转，开始阐述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的思想。
最先提出这个断句的人，乃是士族门阀巅峰时期的人。那个时候简直是社会风气倒退时期，讲究上品无寒士，下品无士族，教育再次被贵族垄断。作为贵族代言人，他曲解孔子真正含义，可想而知。
而后来之人，大多是跟风了。
后面那人，虽然跟风，但本身行为上，却是倡导推行教化，并且也做出了许多实事。
余柏林一边写一边心中感慨，其实历朝历代朝廷并没有实施什么愚民政策，反而大多推行教育，力图让更多的人成为人才，为己所用。虽然说学的四书五经局限性很大，从后世来看，禁锢了思想。但对于当时而言，统一思想有，但愚民是绝对没有的。
真正的愚民政策，那是在某几个少数名族王朝才会推行。以少数治多数，人家那么做也可想而知。
那时候不只是教育，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等各方面，都在倒退，不单单仅仅是愚民一项。
比如现在这一策问，明摆着主流文化是不相信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这句话的。现在普遍的断句是，“民可使，由之；不可使，知之。”。即老百姓，若可任使，就让他们听命；若不可任使，就让他们明理。
以写经义的方式解读完这一题目之后，余柏林就开始写从古至今推行教育教化的一系列措施，然后根据本朝实际，以及他后世所见所闻，写自己的见解。
待第二篇文写完之后，余柏林才觉腹中饥渴。草稿已经写完，只需要修改誊抄，余柏林神闲气定，不慌不忙的解决肚中饥渴已经生理问题。
封蔚见其他考生有抓头挠耳，有冷汗直冒，有冥思苦想，也有神情严肃奋笔疾书。唯有余柏林神情与众人完全不搭，在众生相中突兀无比。
他一边姿态优雅的吃着手中糕饼，好像是吃着什么绝世美味一般，一边喝着杯中茶水，仿佛品着上好佳茗似的。他不像是来考试，倒像到一处风景绝好之处，施施然随意坐下，取出笔墨纸砚，随兴而书，端的是潇洒非凡。
封庭坐在高高的丹陛之上，殿中之事尽收眼中。余柏林座位那么特殊，最前